一倏儿雨飘过，草叶子下面，背阴处湿漉漉的墙根边，总会趴着一两只游荡的蜗牛。它们总是慢慢吞吞的，朝着一个莫名的方向爬着，倘由着它去，一盏茶的功夫身后便拖出一痕银亮的印记；若是戳戳它的触角，它便受惊蜷进自己的壳里去。一会工夫不管它，便又探出身子，懵里懵张地再上路。

人与这只蜗牛无异，身上背负着永远的故乡。且因着这个缘故，才有胆量走自己的前路去。彭塔力斯说：故乡是对生活的一种隐喻。故乡，到底在隐喻什么呢？因为根本上对时间的匮乏，人类永远欲壑难填。在逻辑清晰的现实生活中，欲望被投射为一切与控制力相关的事物：金钱、权力、性和资源，而故乡，则沉在每个人混沌的梦境。它粗粝而稚气地隐喻了一种秘密的欲望：那种关于“诞生和复活”的欲望。古人讲究“衣锦还乡”，人们会捐一座牌楼，在喧闹的场面仪式之后，乡邻的赞许和艳羡伴随那个主体重新出发，故乡孕育了重生的力量。

而今的牌楼再没了这样的能力，它已经完全变了。“外面”的时间摧毁了冬至叔的农时，牌楼的人事被裹挟进规模宏大的城市化变革。无论如今是否生活在那里，每一个牌楼人都在见证和亲历它的消失，并毫无悬念地印证那个秘密欲望的最终落空。当故乡无法承载重生和繁衍的神话，那么游子就只能在虚无中无限接近死亡，于是那种吞噬性的、无可名状的恐惧就开始了——而疼痛，则是这种恐惧的具体症候。

所以书中游走着一种烧灼的痛感。乡人们在作者的笔下挣扎，癌症、尿毒症、类风湿……疾病的疼痛炙烤得他们劈啪作响。而桃花，在将死的牌楼追求个人的新生，见弃于乡邻，却用“犯花痴”的迷狂，将乡人无意识中对“分离”的焦虑袒露在春日的油菜花田里。若故乡死了，乡人该如何活着？每个人都在用自身的疼痛祭奠故乡的消亡。

牌楼人自然也有后代，然而他们不过是从城市来的旁观者。他们观看牌楼，叫嚷着要去看一头真正的水牯牛，“拍照打卡发朋友圈”，对于故乡，他们缺乏源自血脉深处、骨肉相连的同情。与此同时，作者笔法中的冷静和苍凉突然消失了，变出一种批评的意味来。他大约感到局促而张皇：孩子之于故乡固然已完全是个陌生人，然而他自己再也找不来一头水牯牛，整个牌楼的人也找不来。这就意味着，作者自己也丧失了某种身份，一种与牌楼共生的主体身份：他当然算不上客人，可他也不再是一个牌楼人了。难以整合的身份在今天并不是个罕见的问题，然而，在故乡、在熟人中遭遇却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：一个由农耕、血脉、人情构成的故乡，已经不复存在，出走或留下的，没有人能再次抵达牌楼。经年以来，“牌楼”这两个字包含的全部亲缘关系和生命意义，像皖西南乡村曾经最宝贵、最寻常、最值钱的水牯牛一样，凭空消失了。

牌楼变成了自己的墓志铭。本书的后半部分，在《大地深处的废墟》中，作者讲述自己将孩子的籍贯固执地填写为“安徽枞阳”，却又忍不住思索此举的原因及意义。其实，任何行为的意义首先并非关乎对象，而总是关于自身。籍贯一栏的地名，是失却了故乡的人，对异乡的时间软弱无力的对抗，对故乡日日常新的热烈祈盼。

更重要的是，通过这种仪式，作者才接受了“丧失”这个事实，真正地进入了对故乡的哀悼：他开始用文字整理经历丧失的同时经历的自我谴责与怀疑（《近乡情更怯》《塌陷的胸膛》），从向故乡内部反复吟咏病与死的抑郁气质中抽离，从心理上与故乡告别，与一种繁衍和永生的可能性告别，转向了更结构化的乡村视野。

于是，作为本书的终结，《乡村响铃》一文将目光投向了牌楼之外的皖南山区，在一个女孩子身上叙述了病与死之外的新的苦难：留守的老小与缺失的人文关怀，新的苦难来自于乡村的过去，绵延到乡村与城市的未来，渗透进更广阔的时间与空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正如作者后记所言：“在我，写作是对抗，也是救赎。”

写本文时，女儿刚好要参加一个比赛，主题是“家乡美”，指导老师与我商量作品内容。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答老师，“陶姐是安庆人”，希望还是能表现安庆风貌，老师显然并不认同。我心里很是有点不大不小的难过，孩子与故乡不再连接，意味着我的故乡也失去了日日常新的可能，我的时间发生了断裂。在这样不可名状的虚无中，我再度拿起这本《回不去的故乡》，与同在时间困局之中遥远的同乡们彼此慰藉乡愁。没有一双眼睛真的看向过去，所以从出走的那天起，我们永远怀念故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