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乘东风哎迎朝阳，报刊杂志我车上装，车上装。邮递员这工作可不平常，把毛泽东思想传四方……”小学时，我最喜欢唱的歌是《我送报刊走得忙》。正由这首歌，引起了我对邮递员的倾慕之情。来我大队的邮递员是一个小个子，脸上有几粒雀斑。与他相伴的是一辆绿色的自行车，车后装两袋书报。大路上，他骑车。小路上、陡路上，他斜着身子，推着车。到一个村子，见人他就打招呼，脸上永是生动，完全看不出跋涉几十里的疲惫的痕迹。

如是一般的书信，邮递员就直接摆放在合作社的柜台上。在当时，合作社是一个大队的中心，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人来买日常用品。他们会习惯地将信一封封铺开，看一看收信的人是谁。如是自己的，那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如是邻近的，能顺路送到的，热心的人们会捎带过去。如是路远的，那只有托人传话了。对于挂号信，那邮递员必定要亲自送上门的，让对方收信后还须签字才离开。

我家离大队合作社最远，隔一条岭，足有两里地长。因村子小，很少有人去合作社，平时有书信来，都是别人偶遇我后告诉我，我才知道的。要描述当时那种莫名激动的心情，是很难的。只记得，我双脚在陡岭上走得飞快，一只手按住快要跳出来的心，脑子里全被这两个问题塞满：是谁的书信，什么事要对我说？跑进合作社，已气喘吁吁。从营业员手中接过翻弄了不知多少遍的书信，便迫不及待地撕下信皮封口，抽出信纸，看了起来。那时，同学之间根本没有多大的事，无非是几句问候语，或邀请去他家玩的事。但就是这样几句简单的话，成了白纸黑字后，就弥足珍贵，让人心中温暖好几天。

但在初高中时代，这样的书信，也很少来。跑合作社拿信的激动劲儿，也无非是一年中一两次罢了。但高中毕业那年暑假，我天天盼着信来。为了早一点拿到信，还专程到合作社门口等。邮递员上午九点钟到合作社，基本上我八点半到。为了避免旁人笑话，我会进商店装模作样地买一点小东西。一双眼睛便朝着西边的公路看。终于，那小个子绿色的身影出现了，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双脚不由地跑了上去，问他：“有没有我的信？”

“没有！”小个子脸上依然阳光灿烂，“如有你的信，我会亲自送到你家里的。”回家途中，我热情的火焰一下子沉入死水湖里。行走在岭中，有气无力的。路上碰到的熟人，听他们的招呼，也无心理睬。几天后，身心疲惫的我干脆离家到几十里外的朋友家玩去了。回家，已是八月中旬。母亲一见到我，就拿出厚厚的一个大信封。这正是我日思夜想的。

愁云消尽的我忙把里面的大大小小的几张信纸抽出来，细细察看。半晌，放下那封邮电学校寄来的挂号信，我想起《范进中举》的文章，忙问母亲：“那小个子邮递员来，你有没有招待？”

母亲说：“没有。”“我要去烧几个水煮蛋给他，他不肯，说是有事，放下信就走，外面还是暴雨……”见我有些不悦，母亲解释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