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的人生经历中，一些东西被隐藏着。只是有些隐藏的比较深，有些隐藏的比较浅。就像我们小时候玩“捉迷藏”，有的小伙伴往往藏在门后、桌底、床底抑或墙前屋后，但这些浅显的行为往往是隐藏不住的，很容易被找到。有的小伙伴则不同，他（她）往往会藏的远远的，或者干脆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，不等到捉迷藏结束，根本见不到他（她）回来的影子。这样的隐藏，自然比浅显的隐藏要高深的多。

但是，我的隐藏，无论是深是浅，一般都不会对自己、对他人构成威胁或造成伤害。因为我的隐藏只是一个平民百姓的隐藏。而古时候的皇家就不同了，历朝历代，经过多少腥风血雨，可谓不胜枚举。近日，我阅读一本名叫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（中信出版社，2016年4月第1版）的书，跟随该书作者、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祝勇先生，一一造访武英殿、慈宁花园、昭仁殿、寿安宫、文渊阁、倦勤斋，去把“藏”在那里的李自成、吴三桂、孝庄太后、康熙帝、乾隆帝等一个一个的找出来，看看这些历史人物在当时都做了些什么、经历些什么。在此，我将读书感受撷取一二，与君共享。

故宫的武英殿，曾经“隐藏”着李自成进城时的温柔春梦和登基时的复杂心情（公元1644年农历4月29日，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登基大典，次日黯然出城，临行前夜还不忘下令放火、放炮，将北京城变成一座浴火的城市，“哭号之声，闻数十里。”）。如今，到故宫旅游的人们，又有多少人知道武英殿的历史呢？再说说文渊阁和《四库全书》。

乾隆帝有个高瞻远瞩的目光让我很钦佩，就是他于乾隆三十七年（公元1772年）批准时任安徽学政朱筠所奏，成立“四库全书馆”（即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），召集天下士人参与缮写《四库全书》。总纂官纪昀自不必说，我的安徽老乡、“皖派”学术大师戴震因此奔向“四库馆”。当时除了戴震，还有邵晋涵、周永年、余集、杨昌霖等，这些大学者也因此青史留名。

《四库全书》缮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。第一部《四库全书》缮写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（公元1781年）十二月，历经十年。三年后，第二、三、四部抄写完成。又过了六年，即乾隆五十五年（公元1790年），最后一部（第七部）《四库全书》抄完最后一个字。至此，七部《四库全书》全部竣工，并先后安放于故宫的文渊阁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、圆明园的文源阁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、扬州天宁寺的文汇阁，杭州西湖孤山的文澜阁。上述七阁，我很荣幸到过文渊阁、文宗阁和文澜阁，另四阁我虽未去过，但从心里亦感到振奋。遗憾的是，上述七阁或屡遭兵燹，或经过岁月，早已书去楼空，成为一座座空荡荡的建筑。如今较为完整的《四库全书》仅存三套，其中文溯阁《四库全书》现藏甘肃省博物馆，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而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皇家藏书楼--文渊阁中原先所摆放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在1948年被匆忙撤离大陆的国民政府经上海、南京转运至台湾，现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我不知，如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《四库全书》，能否再回到北京故宫的文渊阁？

读罢《故宫的隐秘角落》，掩卷而思，我认同历史既是人类创造的，同时也是人类改写的。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”。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君主，还是农民起家的闯王，无论是平步青云的“和中堂”，还是功高盖主的平西王，随着时光的推移，年代的变迁，思维的转换，有的走向成功，有的走向失败。个中经验教训，引发后人深省。成功则让人敬佩，失败则让人惋惜，这看似一个千古不变的定律，其实真有一些隐藏的东西，需要我们从中找寻，仔细甄别，作为鉴戒。